这样的正永远不可能全然实现于经验的世界，但它由一种实副其名而名副其实的理想情境所引发的名实相副至更大程度的逻辑祈求，对于人是绝对必要的。
所以墨子认为：治于神者，众人不知其功。他通过七个具体的（当时时空语境中认为具有客观性的）当下知识材料来证明其神义论的宇宙－－历史正义法则。
这篇《墨子》佚文不但不构成对墨学中神义论思想背景的颠覆，而且很可能就是佚文《明鬼》上、中篇里一段对话中的诘者观点，并不代表墨子对神义秩序的怀疑。从这一节神义论的辩护词中来看，竹简中的其力故不能至焉似乎更接按墨子的思想。桀、纣之所以凶残是因为染于干辛、推哆和崇候、恶来等）。周代以来文献中的上帝即天[5]，鬼即鬼神，天与鬼神二者均属超自然层面。者或不罚，古（故）吾因加（嘉）？ （鬼）神不明，则必又（有）古（故）。
你会发现世界上发生一切都早刻在铜牌和铁碑上了[8]这样的话，那么一切恶的事实都有了理由，都是事先命定的必然，因此也就不必担负道德责任。综合而论，墨子的宇宙秩序可示如下： 天（上帝）————鬼（鬼神）————人 ︱ —————— ︱ ︱ ︱ 天 山 人 鬼 水 死 之 之 鬼 鬼 ︱———————————-︱ 赏罚者《法仪》：爱人利人者，天必福之。即使运作良好的民主国家也往往把注意力集中在本国国民的利益上，而忽视外国人的利益。
中国是经济不断壮大的国家，随着经济力量的增强，文化上的自豪感油然而生。皇权时代官方儒教的历史确实让人们有理由警惕国家对儒家的滥用，但是它也存在一些激动人心的时刻。这种价值观将使中国模式非常独特，西方人可能觉得充满道德说教而且存在潜在的不公平，因为他们优先考虑的个人独立性。法学家寻求建立在传统实践基础上的引起更少争议的冲突解决模式。
更多的理解和更开放的心态或许能处理这个问题。让儒教成为国教将让这些政策成为公众辩论的话题，或许能促进情况的改善。
旨在代表子孙后代或者外国人的利益的通儒院只存在于左派儒学的梦想里。如果删掉不影响文章整体内容的一两个次要的论证观点，我会与之协商并做出妥协，通常是接受某些修改。但是，笔者坦率承认，说服西方国家的知识分子认识到儒家是能够提供一条通向中国社会和政治改革的进步的仁爱的道路一直非常困难，像爬山一样。这样的新闻片段能够激发人们对残疾人的更多同情。
政治性民意调查显示，对儒家价值观的认可随着现代化程度的提高而增强。但是因为儒学是丰富和多样化的传统，值得询问的是复兴的儒学属于哪个派别。著名的儒家政治思想家蒋庆认为，考试能确定后续政治行动的框架和道德词汇，对考试合格者还要进行实际表现的考核。和他们的中国同行不同，西方报纸的编辑很少因政治原因退稿，（有一个例外，我自己的例子，《华尔街杂志》亚洲版拒绝发表我的一篇评论，因为他们反对把性合法化作为国家政策）。
明确反对考试是因为考试不能检验出孔子关心的种种美德：灵活性、谦逊、热情、公共服务精神等，从理想上看，这些也是现代世界政治决策者的品格。在海外，政府通过建立类似于法国的法语联盟或者德国的歌德学院的孔子学院，旨在宣传中国语言和文化，推动儒学传播。
布赖恩·卡普兰（Bryan Caplan）在《理性选民的神话》(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一书从广泛的实证研究得出结论：选民往往是非理性的。考试确实不能完美的检测出这些美德，但是问题在于这些考试选拔出来的代表可能比民主选举出来的代表更有美德。
我心里有什么样的模式吗？自由市场媒体模式决不是理想，因为它常常转变成企业利益的主宰，激发人们对无聊新闻的兴趣，把人们的注意力从真正的社会问题上转移开。在西方大报上发表一篇赞扬中国政府某个工作做得好的文章的机会就更小了。它的中文译稿后来被《环球时报》采用了，我为中国报刊向我提供的选择机会感到高兴。这些观点在书中有所讨论，笔者一直积极参加关于政治儒学的公共讨论。比方说, 这些解释应该建立在更广泛的共同价值诸如关心弱势群体的基础上。毫无例外，我们总能够找到至少一家中文网站愿意不做任何改动地发表文章。
如果官方儒家的这些建议在实施中确实能对其他宗教表现出宽容和尊重，确实值得认真考虑。这里的观点是每个人都有潜力成为君子，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做出有效的和道德上可靠的政治判断的能力是因人而异的，政治体制的一个重要任务是辨认出拥有超越常人能力的人。
他们质疑的是西方式竞争性选举作为挑选国家最有权力的领导者的制度这个意义上的民主。简而言之，儒家进步的人道的价值观需要转变为实践。
官方儒教影响政策的另一个方式是在父母去世后公务员能够获得带薪奔丧假期，类似于韩国给予公务员的两个月丧假。在中国来说，限制显然是政治性的，使用得更普遍（学术刊物似乎比大众媒体更开放一些：原则似乎是社会影响越大，限制就越多）。
我自己更同情像蒋庆这样的批判性知识分子，他提出了受到儒家学说启发的政治改革建议，常常与现状有重大差别。我基于直觉的想法是他们似乎回避对中国缺乏敌意的政治评论文章。一个不得不承认的事实是当自己的方式存在问题的时候，人们才更容易向他人学习。显然我希望中国媒体放松管治，在这方面像西方报刊一样（或者像香港一样，那里基本上是自由和充满活力的）。
但在遭遇西方政治理论时，儒学一直是学生而不是先生，值得提出的是，在什么情况下西方自由派能发现它具有同样吸引人的力量。（海外一个记者朋友告诉我她关于残奥会的报道常常被编辑砍掉，理由是这对提高报纸销售量没有好处）。
这样的建议在美国被认真考虑的机会几乎是零，因为那里的宪法体制是固定在基本原则基础上的，而且美国政治文化中的反智主义根深蒂固。实现全球政治理想的主要价值是贤能政治，也就是说人人在教育和管理方面具有平等的机会 (有教无类)，但领导岗位被分配给该群体中最有美德和最称职的人。
研究国际关系的理论家们求助于早期儒家思想家以获得外交政策的洞察力。人们很少知道为什么西方报纸拒绝个人评论文章（除非作者与编辑有特殊关系），但是我怀疑，这常常是因为我的投稿往往被认为过于亲中国了。
但是儒家学说的复兴不仅仅是政府推动的结果。我被邀请撰写有关儒家复兴的文章或评论，而且往往按计划进行得非常顺利。其中一个条件是西方社会遭遇漫长的信心危机。任何解释都必须符合人们追求的基本理想，也应该推动改善这些理想。
为中间派刊物如《纽约时报》或者《新闻周刊》写文章时运气好些（或者中间偏左的，这要看一个人的角度）。村级民主实验已经进行了几十年，最近已经有党内民主的实验和在深圳、贵阳等城市进行民主实验的讨论。
如果我们关心的是创造一种在中国背景下可行的可欲的政治理论，那就需要考虑当今中国人的真实想法。它只是获得好生活的手段，但究竟什么是好生活呢？仅仅是追求自己的利益吗？至少在中国，许多人并不想被看作个人主义者。
既便如此，我也会遇到麻烦。但是，帮助儒学走向世界的重大障碍或许是理论和实践的脱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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